是依靠地方官府进行经营，覆盖面有限且效率并不高。而且官府在和籴的过程中，还存在着大量强买与摊派等现象，官员们往往为了政绩与利润，有的时候甚至连民户们的口粮都不放过。

　　毕竟由官府进行的买卖，彼此势力与体量本就不相同，又怎么可能形成一种普遍的互惠互利的平等局面。

　　所以朝廷便也放开商贾参与到和籴中来，地方上的常平仓只负责收纳、转运，而朝廷则专遣使员，与州县官府会同纠察与监督，将粮食的和买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开放。

　　骊山一场讲武，已经将京畿最近几年所积攒的粮食都消耗的差不多了，甚至诸军各自返回的消耗都颇成问题。但就算是这样，李潼仍然敢放胆筹划对外的攻略，就是因为眼下关中虽然粮储不够充分，但在其他地方，朝廷仍然直接控制着大量的粮食。

　　别处不说，单单洛口仓一处官仓，所储备的粮食便有将近五十万斛。而其他漕渠沿岸的各处官仓，储粮或多或少，累加起来的总量都已经超过了三百万斛。

　　眼下这些粮食还没有输入京畿，一则是眼下并不需要，关中仍能维持，二则集中在一起发运的话，沿途的消耗必然会有所增加。

　　但只要朝廷有了确切的计划与需求，漕运沿途诸仓便可以次第起运，源源不断的将粮草输入京畿，以满足朝廷在这方面的需求。

　　手里有粮、心里便不慌。而且储备的增加，也并没有给地方上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，特别是没有给地方官府增加格外的权力。

　　常平仓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，地方官府有一定的监督权，但却没有绝对的管理权。而这一套和买体系，由于民间的商贾力量广泛参与其中，整个商贸体系的中心又在于关中。

　　他们参与和买，在这项交易中直接获得的利润很有限，但是能够在后续前往长安进行商贸的过程中获得一定的优待。比如货品的折扣，以及紧俏商品的供给等诸项。换言之，如果不来长安，那其变现的额度就会遭到限制，达不到利益最大化。

　　如此一番安排，朝廷既确保了粮食这一条生命线的壮大与稳定，同时又能保证地方上的人物力量进一步向京畿集中。

　　而关中作为这一商贸网络的中心，其优势当然不仅仅只是建立在政策的导引方面。如今的关中，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单单在籍的各类工坊匠户，便达到了三十多万户，单单长安一地便有将近十万户的手工匠人。

　　这样的产业分配，既保证了长安周边有足够的商品产出，又能缓解一直非常严峻的人地矛盾。大量的民户投身于手工业生产中，对土地的需求自然便有所降低。

　　甚至许多有地可耕的民户，除了基本的粮食生产之外，也更加乐意种植回报率更高的经济作物。毕竟人对利益的追逐，那也是发乎本能的。

　　大唐国体庞大，自然可以进行区域之间加强交流、彼此互补的产业调整，并不需要在一地进行所有的产业布置。

　　关中如此庞大的一个手工生产规模，对于原材料的获取自然也就有着极大的需求。所以对于噶尔家所提出的商贸请求，无论是出于战略上的考量，还是实际的利益取舍，朝廷自然也就没有拒绝的理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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